马云捐款2000万美元引起的回忆
今天被一篇名为「马云2000万美元奖学金回报当年200澳元及生命中至关重要的29天」的文章（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阅读）刷屏了。看完文章，我很有感触，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想起了中学在平遥学习英语的经历，思绪回到了十几年前，和大家分享下。
到高中毕业时，从来没出过国，只去过全国几个城市的我已经和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人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这些人中有来自纽约的姓氏是Cohen的犹太人，移民多伦多的斯里兰卡裔，老挝裔北达科他州人，印尼裔荷兰人，加蓬裔法国人，在清华学习明清史的西雅图人 Peter 和他的海洋学家父亲 Bill，来自布里斯班的园丁和她的白领老婆，在特拉维夫拿到医学博士的南加州浪子 Tyler，在俄亥俄拿到博士回到高丽大学任教的韩国统计学教授 Lee，领养了一个湖南弃婴的芝加哥家庭，在乌兰巴托创业的法国人 Romain，从欧洲一路骑自行车骑到平遥的西班牙人，来自牛津住在自己盖的树屋的夫妇 Emma 和 Phil，每隔几年都要来平遥住一周不让服务员打扫房间的法国三口之家和他们的邻居男孩，几乎每年来平遥参加国际摄影展的「倒插门」到法国的英国摄影师 Andrew，访问过8次中国的阿德莱德大叔，性感的印尼荷兰混血姑娘和瑞典姑娘，来自悉尼的英语老师 Lise 和她的设计师丈夫 David。人物的趣味性和多样性可能不差于《经济学人》人物传记中的主人公。
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开始从零了解宗教、移民和多元文化，不同国家的语言、习俗、个性，开始提醒自己注意说话写作的逻辑，开始抛弃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愚昧和偏见，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历史和政治，重新了解自己和国家。在那个年代，那个年龄，那个小城，这些对我有非凡的意义，可以说是我世界观和价值观成型的几年（formative years）。英文的提高反倒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看似矛盾但感觉异常真实的是，虽然我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但我笃信自己是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cosmopolitan）。这和我多大，生在哪里，住在哪里，去过多少个国家没有关系，只和我的认知有关。鲁迅先生曾说过「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觉得特别亲切。
这一切要从初中说起。
非常幸运，我读完小学后选择去山西平遥读初中。那是1999年，而在1997年12月，平遥古城刚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同被列入的还有长城、秦兵马俑、莫高窟等。
很快，平遥也出现在了当时外国游客几乎人手一册的 Lonely Planet 旅游手册上。平遥的定位和差异性是它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时期古代县城的原型。它的位置也占尽了优势：位于北京和西安这两大外国游客必去的城市中间，从北京坐卧铺睡一晚就到平遥，从平遥坐卧铺睡一晚就到西安。再加上外国游客对中国历史和汉文化特殊的兴趣，在那个物质尚未富足的年代，造访平遥的第一批游客中，多为外国游客。
从初一下学期开始，我就开始去街上找外国游客交流。一两年后，我会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上面是手绘的主要英语国家的地图，旁边有主要的州、省和城市信息，这些足以够我完成破冰。当然还有近一段时间在学校学到的单词和句子，之前的外国朋友写下来的表达、习语和例句。我会先试着用自己会的词汇和肢体语言表达自己，实在不行我会用大招--拿出文曲星。
我们的交流多半从一句「Hello, where are you from?」和一个胆怯的微笑开始。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学生，不是本地人但会讲当地方言，会讲点英文，可以给他们免费介绍平遥的景点，解答他们关于生活习俗和文化的问题，也想和他们聊聊天，了解他们的旅行见闻和文化。我的主动和坦诚获得了很多游客的信任。
我不会把外国游客当做英语学习工具。唯一的例外是，读高中时如果在英语课上我觉得一些习题的答案很难讲得通，或者觉得老师的讲解不能让我信服时，我会把句子、选项和老师的说法记下。上街时，在和母语是英语的朋友确认过后，我会问这几个问题：
How would you crack it?
Does this answer make sense?
Would you say it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
Is this appropriate or acceptable?
我关心的是母语人士怎样习惯性地表达，怎样的说法是地道自然的，而不是良莠不齐的练习册提供的模棱两可的答案和中国老师自圆其说的解释。
在当地，一些导游往往会把外国游客带到一些「签约门店」，赚取可观的回扣。据我的观察，很多商店有三种价格：本地人一种价格（从是否会讲方言判断），说普通话的一种价格，老外一种价格。我顶着压力和白眼，提醒外国游客注意这种价格歧视，甚至在必要时帮他们砍价。这样换来的是陌生人的信任，甚至是感激，还有持久的友谊。多年之后汶川发生了地震，我给外国朋友写邮件募捐，还收到过十来封邮件的回复。
上高中时，学校没有一个外教，我邀请了在街头认识的英国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到我们班上和同学作交流。高二时，在年级主任的邀请下，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的加拿大朋友 Daniel 作为第一个外国演讲人在学校礼堂和全年级的学生做了交流。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中学教育，中国学生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也很有兴趣，因此他们也会提问，通过交流对中国有更客观更丰富的了解，而且这些了解是在旅游手册上没有的。
我获得的启示是：自己能做的事情，能聚合的信息和资源比自己想象的多很多；真诚、坦率、换位思考、主动、敢于尝试能够叩开很多机会的门。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隐约感觉到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个创业者。
除了面对面的交流，我和很多外国朋友还一直保持着书面联系。联系最多、关系最好的是前面提到的来自悉尼的 Lise 和她的丈夫 David。
二人均为移民，Lise 生于丹麦，在Sydney Community College 教移民学生英语；David 老家是苏格兰，有自己的工作室，设计银饰和其他饰品，还花很多时间摄影。我们在平遥有了一面之缘后，他们就从下一站目的地五台山给我寄来了明信片。我也在2004年夏天发出了第一封寄往国外的信（下图）。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 Lise 的回信，那种兴奋和喜悦是很难描述的。她把我写的信也寄了回来，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批改。她在信里建议我：
The next time you write, leave space between the lines for corrections (I always ask my students to do that).
现在回头来看，这应该是我第一篇有反馈的英文写作。由于得到反馈的机会很难得，我会把 Lise 改的每一处都放声读几次，直至自己感觉改的东西读起来很自然，或者能够背出来为止，并会提醒自己在以后写作时注意类似的错误。Lise 自己写的信我也会仔细阅读好几遍，用铅笔把自己觉得地道的、简单的、自己不会用的表达划出来（下图）。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写了一封信，这次按 Lise 的建议在信中空了行。其实主要是把自己在学校的情况和一些见闻用英文表达出来，现在来看语言非常笨拙，根本无法和现在基础和条件很好的高中生比。但我很享受写信，因为自己有机会使用在学校和阅读中刚刚学到的表达，可以收到反馈，每次还能从 Lise 那里获得鼓励。从那以后 Lise 每次会把我的信复印一遍，保留原件，在复印版上做批改。不管错误多么低级，有多少，她总会在最后表扬我比上一封写得好，有进步。我对英文写作的热情就这样一点一点被点燃了。
后来我们的书信交流逐渐被邮件取代了。上大学时我的语法已经很好了，但每次有错误或不地道的表达，Lise 和 David 总会在邮件里提醒我，还会附上几个例句，帮我理解和掌握。
Lise 和 David 对我的帮助一直延续到我读大学。不论是准备英语演讲比赛的讲稿，还是后来申请美国硕士，他们都会帮我润色语言，给我鼓励。
大学期间我还和当年在平遥认识的十几个外国朋友保持着联系，坐在电脑前敲出一封封邮件也是大学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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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马云在杭州结识了 Morley 一家；2004年我在平遥结识了 Lise 和 David 夫妇。虽然故事不尽相同，但我知道共同的主题是视野、跨文化交流和友谊，这可能也是英语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非物质回报。
马云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演讲时说到：
我想要感谢 Ken Morley 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帮助、支持、和理解。过去的30年，我一直怀着感恩的心生活着，希望有一天，因为这份友情，我可以成为像 Ken Morley 先生那样的人，帮助和支持自己根本不认识、只是在街上遇到的年轻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做的更多，希望可以在未来一直做下去。
我非常感同身受。也希望在英文写作提高上，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根本不认识、只是在街上遇到的年轻人」，让他们也拥有一片更大的世界。
题图：悉尼朋友 Lise 和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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